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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吃个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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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美国和西方社会这样的（左翼）激进组织数不胜数，但大多没有什么影响。这些组织谈论的一些问题有些是事实，他们的一些主张对社会进步也不是无益的。这些自称社会主义的组织的地位，在美国尤其低。
对于这些现象，恐怕不能就事论事，仅仅从这些组织的纲领和活动去看，实际上这反映了当今世界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由于战后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这样和那样的曲折，经济发展均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总体的吸引力不够。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却产生了压倒一切的吸引力。一般而论，大众不从制度、结构、观念、精神、人的本质等角度判断社会优劣，而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出发，或者说从肠胃出发，而不是从大脑出发。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主张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和观念在西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所以，美国社会也让它们自生自灭。
如果有一天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水平倒转过来，恐怕就要对它们进行管制了。其实不用超过，只要拉平，意识形态之争可能就会东山再起。有个朋友说，此话不错，甚至只要再有几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激进分子就会有市场。
——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
46.“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和西方的民主国家制度对比的时候，缺乏一种简简单单，一望可见的优越感，顺理成章感。注意是“感”，不是合法性。
每四年大家选个总统出来，都有参与感，看上去合法性自然而然，无法被攻击。而且，西方的制度的另外一个优势是，他们有一个更顺理成章感的“社会问题甩锅机制”——民主党在台上，那么社会问题怪民主党，选共和党解决问题。共和党在台上，那么社会问题怪共和党，选民主党解决问题。
可是问题在于，穷人唯一的问题在于穷，但是两个党都不以马列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区分自己和自己的支持者，而是以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来建立阵营，支持不支持同性恋婚姻啊，支持不支持妇女被强奸之后的堕胎权啊，支持不支持墨西哥移民啊。因为按照马列的理论，社会中有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那么解决方案只有一个：暴力推翻反动政府，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两党作为富人阶级的代理人，都无法玩这个解决方案。
既然贫富划分老百姓会导致穷人多推翻富人少统治，那么，就该用其他的metrics（指标）来划分，这些划分都不该和剥削和被剥削沾上一点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科技巨擘必须要将自己染上一个党的颜色才可以安全。比如需要全球精英的码农行业，你如果排挤外来码农，那么这事情干不成，因为美国人计算机人才不够，所以科技企业大多数高唱种族平等，白左旗帜立起来。这样才可以安全。
如果不可以将民众碎片化，原子化，那么起码要将他们两党化、两派化。街这边洗盘子的何塞信仰天主教、不接受同性恋婚姻、不接受堕胎合法化，街那边洗盘子的费尔南德斯觉得你这是落后视角、不开化。结果两人势同水火。这不就行了么？两个在马列理论下一个阶级的兄弟，这样就拆开了，互相抵消了推翻资产阶级的激情。这制度不就玩下去了么？纵向矛盾转化成横向矛盾。完美的解决方案。
问题是，这种看法，你跟某些族裔解释，他哪里理解的了呢 。所以，看上去的白警察杀黑罪犯，简化成白压黑，简单好用，犯罪激情引导出来，社会运动那么一下。之后大家该干嘛干嘛。
按照佛洛依德的观点，社会的源动力是性欲。两颗火热的肾，高剂量分泌的荷尔蒙，发泄出去了就好了，只要不发泄在资本家头上。
完美。”
——微博用户@余皪KrisFish
45.除了地理环境所构筑的基本外交政策外，最近还在研究的一个方向，或许也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外交政策，构成了深远影响。那个方向就是——战争记忆。
一场重大战争，是影响整个社会、整个民族艰难的、代价高昂的，且令人恐惧的事情，对于一个国家之后的外交政策往往产生强大而久远的影响。一场沉痛的大战，一段深刻的记忆，会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看法，进而影响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但如果你要问我，下一场战争，会怎么改变我们的记忆呢？
我的回答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战争已经是解决问题的下下策了。固然忘战必危，但言则必战的民族，同样危险。
下一场国家或者民族的集体记忆，不会是由战争塑造的了。
下一场塑造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事件，将是灾难。未来灾难记忆对于人类的影响，将远高于战争记忆。
战争，你还可以和对手谈判，但气候灾难，你又该如何和老天爷谈判呢？
之前一百年，大国由大战定义。
之后一百年，大国由大灾定义。
The past is never dead，it's not even past.
过去的永远不会消逝，它甚至都没有过去。
——江平舟《一场大战，定义一个大国》
44.我想好好和人说话，可他们上来就骂我，我也就没法了，先锤了再说。
——微博用户@仙草凍
43.继“卫生巾免税”之后，微博上的#呼吁卫生巾免费# 又开始了。
免费也不是一定不行，但作为一个理智的成年人，也得想一想，这个过程具体如何去做？
按照现在的生产方式，那肯定是国家去向卫生巾厂商购买，然后再发放。免税的本质也是如此，国家把一部分公帑让渡给厂商，期望“看不见的手”传导到最终价格上。而这个价格传导链条本身就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之前降税时卫生巾价格并没有同步下降。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香港疫情泛滥，但核酸检测却跟不上，原因是价格昂贵。这时候，就有人出来向政府施压了：政府得为百姓服务啊，所以政府应该花钱，向我们私立机构高价购买核酸检测服务，然后再免费向市民提供。你要不这样做呢，那就是对香港市民不负责任，看着疫情在百姓中传播，你忍心吗？这些人的算盘打的很精，用“人民的名义”来绑架政府，然后逼迫政府定向给自己输送利益。后来中央直接派大批检测人员援助香港，提供内地生产的平价低廉检测试剂，这帮人就开始哭丧了。开始喊什么“DNA送中”了。
这次疫情，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提供了大量平价检测试剂，但即使这样，也花费了巨大的支出，但为了抗疫这是值得的。而卫生巾属于一种日常用品，如果仍然采用向厂商输送利益来支持免税甚至免费的话，那资金利用率就太低了，毕竟厂商和渠道都要有利润（这才是卫生巾价格的真正大头，比那点点税高多了），资本家不是做慈善的。最大的可能是，税降下去了，费用一点没降，这不是没有先例的。
要真想卫生巾降价甚至免费，我提三个办法，可以选择选择看看，哪一种比较好。
1、走tiktok模式，逼迫联合利华和宝洁出售中国业务，卖给中国国企也行，民企也行。理由也不难找，这些外资企业长期把大量利润花在营销渠道上，导致价格高昂，拒绝与女性共情，在卫生巾这种事关女性健康的问题上，持续赚取高额利润，不是有责任心的企业。微博有几亿女性用户，大家联合起来制造舆论，揭露外资卫生巾的暴利和贪婪，再借助当下特殊的国际形势，事情不是一定做不成。
2、卫生巾企业走国营化的路子，不是现在的国有化，而是恢复上世纪国营企业的路子，不以资本增值为目的而生产，而以服务人民群众为目的而生产。这样，不追求利润，不做广告，不把大量的钱花在销售渠道上，国家统购统销，直接给国营工厂下任务，这样价格自然会大幅下降。
3、消费者在微博上团结起来向生产厂商施压，拒绝一切卫生巾广告，抵制一切为卫生巾做商业广告的明星（公益性广告例外），因为正是这些推高了终端的销售价格，都是从女性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上赚黑心钱。谁做广告就抵制谁，就是把自身利益凌驾于女性健康权益之上，大家就不买他家的产品，而选择其他牌子。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三条都太“左”了。
但问题是，卫生巾话题，本身就是一个左翼性质的诉求，是追求“结果公平”（所有女性都能用上廉价好用的卫生巾）的。如果是追求“过程公平”的右翼，那诉求就应该是：政府不要去管卫生巾领域，一方面企业间的市场竞争自然会把价格降到合理程度，另一方面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又会自然分出优胜劣汰，钱多的用好的，钱少的用差的，没钱的不用。
但现在很多人讨论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奇特的逻辑：既希望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过程，还希望这种过程能得到“社会主义”的结果。如果得不到，那就是政府国家的问题。这就有点拎不清了。
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这个成本在这里消失了，必然会从其他地方隐形地补偿回来。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能光喊着“我要我要我就要”，还得想一想，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应该如何去要，去找谁要。
如果仍然希望在卫生巾领域维持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能做到的比较好的结果，就是政府花一些钱做采购，在“精准扶贫”里面向贫困地区的妇女免费提供普通的卫生巾，但如果这种免费或低价要长期可持续地惠及到能天天刷微博的用户们，那是不现实的。
要么就走社会主义的路子，把卫生巾领域的利润部分全部砍掉，一分钱也不给资本家留，成本价进，成本价出，让全体女性享受到更廉价更安心的卫生巾产品。
我过去就一直呼吁，在部分廉价药领域走“国营工厂”的路子，挤掉资本家的利润，让利于民。如果真正是为女性利益考虑，不妨支持一下这种方式。
——观察者网风闻社区用户@凯申日记本
42.不要以为西方国家不讲政治，他们讲政治得很。他们的政府、政党、宣传工具、学校、教会等，整天都在向人们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国输出他们的人权观、民主观、世界观。为什么？也是为了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难道在西方允许自由自在、毫无拘束地宣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并组织力量去推翻他们现有的政权吗？
——江泽民《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
41.2020年8月16日22点59分左右，艾山天文台全国流星监测网（CMMO）多台站记录到一颗绿色爆裂火流星。其中临沂中心站捕捉到完整画面，徐州中心站捕捉到大部分轨迹，连云港中心站捕捉到部分画面。CMMO所辖艾山天文台中心站、淄博站、临淄子站设备全部记录到末端闪光触发。经计算，该火流星出现的中心方位位于山东高密天顶位置，属于英仙座流星群。峰值极端亮度大于-20等。
40.很多人抱怨现在(网络)能看到的干货越来越少，这是典型的视野局限性的体现(当然，这和互联网目前主流的内容推送机制有关)。
我个人的感受是认真去读一本权威著作，几乎每一页内容甚至是一个段落中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被扩展成一篇干货文章，很多人觉得成长缓慢，其实是他们采用的信息源有问题，有效信息密度低，核心信息价值少，信噪比太小。
看「大砖头」本身是件枯燥乏味的事情(人类本来就不擅长理解抽象信息，信息密度大，太烧脑了)，人们试图通过降低信息密度的方式(大多数的网络渠道)，来获得较为舒适的信息接收体验，但又苦恼于有效信息量不够多，这种问题注定是无解的。
想成为高水平选手，其决定性的大前提之一，就是要长时间保持高强度的训练水平，对于学习(思维训练)这事来说，就是长时间高强度的吸收大量信息，并「强迫」大脑理解，不断的吸收，不断的重复，直到引发神经元(联结)层面的重塑，这种训练本身是非常痛苦的(甚至可以说，思考是人类最痛苦的负担之一)。
作为一个懒癌拖延症加怕麻烦选手，我从小到大都在试图找到快乐学习的方法，但这么多年过去，最终的感悟是:
高强度学习本身就是极其反人性的事情，除了极少数天才外，这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痛苦的。
多数人坚持高强度学习的原因大多是被迫的(升学、工作需要)，一旦外部环境没有来自学习方面的压力，他们会迅速放弃这种令人痛苦的行为。
唯一能降低这种痛苦的办法，就是持续维持较高强度(自己承受范围内)的学习，促使它成为一种长期习惯，减少意志力的损耗，以及让身体适应这种痛苦的感觉(这和身体健康状态也有很大关系)。
比较讽刺的是，如果你因学习的痛苦选择逃避，却摆脱不掉因成长停滞产生的焦虑(或现实中无法避免的客观问题)并因此引发更大的痛苦，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恰恰去重新去面对学习所带来的痛苦…...
当然，学习最终确实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我自己身边认识的企业家、商人，没有一个不保持学习习惯的)。
那么通过学习来获取更多财富既然是个很明确的正反馈系统，对收益的期望是否可以用来增强动力借此抵消部分学习带来的痛苦?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现实中很少见到成功案例，我后来才想明白原因。
因为大多数人对财富的渴望，远低于对风险的厌恶——源于刻在我们传承上万年的基因中不那么适应现代社会的那部分。
而生活中那些少见的，愿意持续学习、思考的人，他们有什么特点呢?
就我个人的观察，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渴望持续不断的去解决一个更高级的问题。
——微博用户@王盐Charles
39.今天是星期六，但各种国际和国内大新闻继续扑面而来。除了关注它们，我知道所有人都还首先生活在各自的小环境中。不断有人在我的社交账号下留言，表示他们受了委屈，请求我帮着伸张正义。光今天上午就有不止一人希望加我微信，传伸冤材料。这种情况总是很让我为难，我无法贸然将一个人的伸冤材料放到互联网上，如果我那样做，就必须先对那份材料的真实性进行验证，但我又没有那样的能力。
环球时报最初诞生在人民日报国际部，以报道国际新闻见长。随着影响力扩大，我们也将很大精力投向国内问题，写了大量评论。但我们主要面向国际新闻的采编力量构成决定了我们没有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国内调查报道。经常有人指责我，你们为解决具体的社会不公做了几分贡献？我对这种指责非常理解，因此不会做什么辩驳，但我知道，面对越来越复杂对外博弈的中国，同样也需要老胡和我同事这样的战士。
老胡从驻外记者起步，在媒体中从业30多年，我在境外做的采访非常多。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不了解中国，毕竟我生活在这个国家，在国内也多有采访，而且有那么多境遇不同的亲戚、朋友、同事以及方方面面的接触者。我像所有国人一样内嵌在了这个超大社会中，我对中国不仅有刻骨铭心的体会，而且我的全部利益都受到这个国家不断变迁的牵动。中国需要变得越来越好，这承载着我个人的种种愿望。
无论我和环球时报团队如何在国际舆论场上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呐喊，对外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争取，我深知中国是高度复杂的，我们的社会不仅在现代化的硬件层面尚存在不少缺陷，而且这个国家的社会治理也有一些短板和薄弱处。我很相信基层维权不仅很必要，而且它们在很多时候是艰难的，有的人不仅遭遇到不公平，而且不得不以各自的方式处理制度所为他保障的正义之不足。
然而老胡之所以坚定维护这个并不完美的社会运行机制，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看的太多了。我知道所有社会都各有所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又有着各自普遍性问题。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所要解决问题的规模、它所面临的变化中的国际环境都有着不可选择性。我们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脚踏实地前行，接受自己的“穿着”和“姿态”可能不那么时髦漂亮。我们不能左顾右盼、患得患失，对着浪漫主义的镜子不断梳妆，忘了我们这个发展中大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赶路。
我要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非常努力，这是我们相比于大多数国家最突出的地方。中国各级政府自我定义“为人民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现实约束力。人民拿住了这个口号，把它作为尺子不断衡量各级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表现，当找出各种缺斤短两时，就会形成舆论的不满。这些不满在道义上很有力量，往往能给相关官员造成巨大压力，即使它们没有通过互联网形成舆论事件，也越来越能够对具体责任人形成不同程度的威慑。也就是说，权为民所用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一种真实的信仰，是权力必须努力靠近的方向。对这一信仰的偏离不被社会舆论接受，它们受到追究的概率显然在变得越来越高。
我看到了种种问题，但我的总结论是中国是前进中的社会，这不仅是经过比较的相对判断，而且它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人生所组成的超级样本量的验证。中国的民生有两大趋势，一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中都得到了改善，二是迄今为止最近几代人的生活普遍做到了后一代人比前一代人过得更好，而且下一代人比自己过得更好也是今天年轻人的要求和期待。它构成了中国政府的一项基本使命，也是执政党必须向人民兑现的承诺。
外部世界到底有多好还是各有各的艰难，说实话连老胡这样跑了大半个世界的人也说不清。那些移民者至少证明了西方世界的吸引力。不过中国与西方的发达差距是几个世纪的欠账，今天的中国在不断清还这笔欠账，这是现代中国励精图治的真实一面。
我知道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里，我有对国家前途的乐观主义，同时又有对国内一些表现的“恨铁不成钢”，在一些人批评我“左右摇摆”“墙头草”的时候，我也惊讶于他们能够对中国什么都骂，或者愿意用“极左”的尺子衡量发言者的忠诚，我不相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像他们的表态一样是绝对单方面的。
老胡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一名“戍边者”。戍边者往往同时有着他们特有的敏锐和愚钝，保卫国家的含义就包括接受这个国家的内在多元和它实现进步及团结的逻辑。
——胡锡进
38.磕CP是求偶心态的变体——一种我认为的弱势心态。从“愿得一人心”变成看人谈恋爱，磕得欢天喜地，不过是角色改变，母题相同，仍然在寻求双人关系。可怕的是我几乎见不到男性沉迷于此，这就是生命进化的力量。
性别平权的社会改革，需要的是女性在心理层面的集体自杀。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难的革新，没有之一。
——微博用户@大野苍茫一个小号
37.1999年8月1日是《数码宝贝》第一部里的孩子们第一次进入数码宝贝世界的日期。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第21集《滚球兽东京大激战！》里太一回到家中，惊异地发现现实世界的日期仍是他们去露营那天的日期，即1999年8月1日。而在现实当中，该集在日本的放映日期也恰好是1999年8月1日。于是，数码宝贝迷们把每年的8月1日定为“御台场纪念日”。
36.老胡今天要给美国人上一课：中国共产党是谁。
《纽约时报》爆出美国政府正在商讨禁止所有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的动议，这迅速引爆了舆论。这一设想的荒唐性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华盛顿最初提出这个动议的是什么人？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吗、了解中国社会吗？莫非是要把这个奇葩主张当一次政治裸奔来制造轰动？这是一个有丰富国际关系经验的大国好意思玩的地缘政治冲浪吗？老胡今天要给美国人上一课：中国共产党是谁。
先说中共有9300万党员意味着什么吧。这支队伍的庞大程度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9300万不仅是一个简单数字。它比德国的总人口还多，如果美国的制裁目标还包括这9300万中共党员的家属，只算配偶、孩子和父母，加起来就至少有3亿人，与美国的总人口相当，如果再加上岳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家人，大概有一半中国人都要包括进去。中共党员光是亲属关系就联系了半个中国社会，换个角度说，极少有中国人，他的亲朋好友中没有人是中共党员。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中共党员都以西方政治学词汇无法描述的深入程度融入了其中。
再来看看中共党员都是些什么人。中共长期执政，所以中国各地各部门的主要官员大部分都是中共党员，但中高级的党员干部毕竟只是中共党员中的很一小部分，绝大部分中共党员都生活、工作在基层，身处普通民众中间，他们自己就是老百姓。不同的是，他们通常是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和活跃力量，是中共这棵大树深入到社会泥土中丰富的根须，他们参与构建了中国社会积极向上的生态。
中共不是西方那种政治生态下的政党，中共与西式政党在规模、宗旨、运行机制和所发挥作用各个方面都有质的区别，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政党。可以说中共对应的根本就不是英语中的party，而且随着中共的不断自我发展和重塑，英语中没有一个概念能够真正与它对应。定义中共需要从不同角度描述的集合，包括它是中国这个庞大社会的钢筋骨架，是整个国家的动员体系和运转体系的主干部分，它还构成了中国社会先进人物群体的遴选和培养机制，等等。中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仅仅凭借西方特殊的历史、社会及政治经验，根本无法了解这个与中国人民一起把国家带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的政党。
大部分中共党员都是年轻时就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的，入党的人通常有理想，他们在工作中有比较强的业务表现，同时富有集体主义精神，热心肠，在小环境中口碑比较好。主动承担更不容易的工作，比其他人更多付出，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遇到灾难等急难险重情况，共产党员要冲在前面，这是党员中间和社会上共同的认知与要求。新冠疫情期间，“共产党员先上”又一次成为抗疫前线的普遍口号，而且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很多医护人员，包括不幸感染并失去生命的李文亮，都是中共党员。
诚然，有9300万党员，庞大的中共也面临复杂的一面。中共各级干部队伍里出了少数腐败分子，这引发了全党坚决的反腐倡廉行动。也正因为中共十八大以来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正风气，中共更加赢得人民的拥护和信任，而这也是美国那些反华势力大失所望的原因。中共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奋斗，它既领导了人民，也完全融入在人民中间，这一根本性质从来不会变。中共的奋斗与担当，极大促进了中国的强大和民生的重塑，中国老百姓心里是有这杆秤的。
主张把中共从中国和中国人民中间摘出来，并对之进行“精准打击”，这是美国少数执政精英的幻想和蛊惑。这就好比要攻击一个人的心脏和他的神经系统，但宣称对这个人的整个身体很友好一样虚伪、狂妄。与所有中共党员作对，毫无疑问就是与中国人民作对，是要打击中国社会谋发展、促进步最承重的部分。西方体制下的政党是用于谋取某个群体利益的公开政治工具，中共则以为全体人民谋利益为己任，这也构成了中共强大的力量源泉。
美国本届政府如今公开与中共为敌，这是要在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之间播种深仇大恨，让双方的斗争不再是利益之争，而变成根本的对抗。请问，这样的对抗对21世纪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希望和平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中美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支综合力量，都是核大国，有着极强的战略动员力。美国的这届政府是要通过制造一轮又一轮紧张把这两个国家朝着全面战略对撞逼吗？他们是要最终埋葬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吗？
美国深陷新冠疫情，已是全球最严重的疫区，未来很长时间内恐怕难有好转。说实话，至少最近一两年，除特殊情况外很少会有中国人愿意去美国，美媒报道的酝酿中的对中共党员的制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将毫无意义。令人感到气愤的是美方一段时间以来公开攻击中共的肆无忌惮的政策宣示，它破了大国外交的底线和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共识。必须指出，这样公然把世界往冷战推，是一种反人类的犯罪。历史不是瞎子，如此疯狂地毒化21世纪，一定会遭报应的。
——胡锡进
35.“佛跳墙”为什么叫“佛跳墙”？
相传，此菜最初为清朝光绪年间一福州银局官员（一说为福州一钱庄老板）在家中设宴宴请福建布政使周莲时所制，主料为鸡、鸭、猪蹄，原料约为10多种，用绍兴酒坛精心煨制而成。周莲品尝后赞不绝口，问及菜名，该官员说该菜取“吉祥如意、福寿双全”之意，名“福寿全”。郑春发为周莲的厨师，是此宴会帮厨，后对此菜加以研究改进，口味胜于先者。某次宴会上，宾客品尝郑氏改进后的“福寿全”感到极其鲜美，座中文人即兴赋诗道：“坛启荤香飘四邻，佛闻弃禅跳墙来”。同时，在福州话中，“福寿全”与“佛跳墙”发音亦雷同。从此，人们引用诗句意，普遍称此菜为“佛跳墙”。
34.警方通报配色参考
——微博用户@江宁公安在线
33.今天一则来自美国媒体的新闻引起了国人的关注：白宫在考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家属实行美国旅行限制。 美国的鹰派政客之所以能够构想这样的政策，不仅仅反映他们对中国的傲慢，更反映了他们的无知。
中国共产党员数量超过九千万；加上直系家属，涉及上亿/数亿人。不仅如此，这上亿人包括了中国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不仅仅在政府和军队，还分布在国企、民企、事业单位、学术机构，遍布中国社会整个毛细血管，囊括了中国精英及栋梁的相当比例。
每年访问美国的中国人有300万人次。其中有多少是共产党员及其家属？相信美国政府对此是一无所知的。中国共产党员到底在中国的政治体制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行为？他们和社会的关系到底如何？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两个大国在博弈与竞争，如果你对另一国完全无知，那如何与他们博弈与竞争呢？ 这就是目前美国对中国的状况。我认为美国的精英/中上层与中国的对应群体有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即中国对美国的了解显著多于美国对中国的。美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竞争来自哪里，蒙上眼睛乱捶乱打。按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美国是不可能与中国竞争的。 笔者坚持写作，一直是希望帮助国内读者增大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的“代表”——美国的了解。我希望这种写作也在扩大美国与中国的信息不对称。
美国有自以为豪的“强大价值观”——是人类社会里真正能由衷地彻底地奉行“四个自信”的社会。美国的地大物博、富饶、强大，使得他们更加相信自己强大的价值观，并认为自己强大的价值观是全世界都冀望的。只要美国抛出自己的价值观（背后以好莱坞、麦当劳、可口可乐、耐克鞋、苹果手机为支撑），就会得到全世界的拥护。美国人将其视为美国的软力量。 但纵观历史，美国在传播软力量时是遇到过很多失败的，都在于美国的过度自信及对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想当然与不尊重。 离我们距离最近的一个案例在越战。 超级大国美国为什么败于越南丛林？这是因为，华盛顿的决策者由始至终没有理解这场战争对越南人而言意味着什么。Thomas在越战结束数十年后重访越南之后得到了更加准确的观察：美国的问题，在于“未能正确理解越南政治的核心是一场针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斗争，而不是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是我们强加于越南的一种诠释。” 美国操纵的南越是越南人不喜欢的，这是另一个西方国家操纵之下的傀儡。北越也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尽管北越的领导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更并非美国人在越战时所担忧的：北越仅仅是中国在印度支那的傀儡。北越政权是领导和代表越南人民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以及外来强势民族（中国）的力量。共产主义只是他们手中的利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北越的领导人及支持者是一群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这种抽象政治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他们追求的是越南的独立。美国发自内心的以为，把自己的国民派到印度支那的国土，与“邪恶的共产主义”抗争，向越南人展现“自由”的灯塔，就可以换得越南人民的认可和支持。这种想法在越南人看来极为荒诞；美国的介入不仅干预了越南的独立，更极大的破坏了越南人的生活，无数的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仅在南越就有上百万平民死亡，数百万人受伤。没有越南人员愿意为傲慢的美国政权卖命，而把对抗美国作为全面战争。 美国面对的不是一场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斗争，而是一场外来侵略者对越南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当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民族认同、民族意识被唤醒，美国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直到美国在越南战败，仍然不明白自己的失败在于完全未能理解这场战争的实质，从根本上错判了越南的情势，错判了越南在斗争中的主要矛盾。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越南增加自己敌人，为自己最终的失败奠定基础。这种事件屡见不鲜，譬如美国对伊战争，美国真的以为为伊拉克人提供了自由，推翻萨达姆会得到伊拉克人的夹道欢迎，并且美国的价值会在伊拉克生根。实际上，只有被逊尼派打压多年的什叶派把美国看做是打击逊尼派之宗派战争的利器而已。一旦逊尼派下台，什叶派当政，他们最冀望的是国家的独立，最反感的是美国干预。美国人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宗族/宗派/部落政治，认真地认为美国价值可以自动通行全球，是全人类所希望的。
同样的事情也在过去两年的中美冲突中发生。在今天的美国政客眼中，中国国内最主要的矛盾是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是对抗本国政府的，而美国因为能够提供“民主”和“自由”，能够提供“崇高”的、“先进”的人类文明价值观，所以能够自动地联系到中国民众，能够自动地深入中国民众的内心，获得中国民众的认可，一起对抗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所以美国在过去几年不断地犯下错误。在贸易战初期，包括打击中兴通讯的时候，尚有中国的精英认为美国只是按照规则行事，对中国的主张有自身的逻辑道理。待到美国开始打击华为，进一步用贸易战牵制中国，在2019年香港问题上大做文章，在2020年疫情时极力在全球社会黑化中国，对中国不遗余力地攻击与制裁——从南海问题，到香港自治问题，到留学生问题，到制裁中国赴美上市企业，到TikTok和微信，到共产党员及家属赴美签证。美国已经将打击面扩大到了更大范围的中国社会。不少美国政客真心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化身，打击的仅仅是中国政府，同时“身系”中国民众，能够获得中国人民的认可。这种看法离事实十万八千里。在中国人看来，这当然不是在对抗中国政府，而是在对抗和打击中国。在美国非常的不公正待遇下，国人会纷纷与自己的政府联系在一起，并对美国的傲慢、敌意、无礼和进攻行为感到反感甚至仇视。 美国政府做法的唯一结果，就是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亲美派）站到本国政府的一边，站到美国政府的对立面。
美国政府无法看到，当代中国共产党并不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极端政治意识形态，代表的也不是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共产主义，而是中国在经历上百年列强侵略和屈辱后的民族主义复兴力量。中国因为历史的原因选择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个政治选择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古代有“天命观”，中国共产党就是当代中国的天命。只要中国在发展，在繁荣富强的正轨，国运没有大的逆境，这个天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这是结合中国历史的政治现实。满族是外来的少数民族，但依然能够融入中华，清朝在数百年内被认可为拥有天命。共产主义是西方舶来的政治思想，但经过改造和地方化，获取了政权，被认为代表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一样可以拥有天命。笔者很少援引传统概念，但认为有必要使用这样的概念说明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政府，代表了公权力和公共治理，这就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政府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也与西方不同，不是简单的契约、对立、斗争关系，而是共生、共存的有机关系——政府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反过来又影响和造就政府。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与政府的共生、契合关系是西方的“公民社会—政府”对立关系模式所根本难以理解的。美国人无法认识到，2020年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20世纪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美国人无差别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中国人眼里不是在打击中国某种政治理论或意识形态，而是伤害中国，伤害中国人民。
美国相较几十年前的越战时期毫无长进，他们似乎还活在100年前，还停留在20世纪欧洲极端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视角，尝试理解21世纪的大国博弈。笔者认为，长此以往，对美国形成挑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或者美国所假想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补充了现代化元素和机制的中国传统文明。中国人的努力、刻苦、勤奋、团结、效率；中国社会的强大的凝聚力和中国独有的政府社会关系；中国独有的社会与文化价值观；中国与众不同的社会资源调配方式；中国庞大的市场；中国人改变物质现状的极大愿望与热情；中国文化基因里对教育的执着与重视；一个强大的具有向心力的文明的凝聚力、共性和惯性；中国人的不拘一格与创新性；在大一统的前提下，中国作为多民族文化大国所呈现的足够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等等。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是现代中华文明和政治体，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只是当代中华文明的政治力量的具体载体和有型呈现。中国共产党的背后是千年政治社会文明的延续。
笔者认为，由于美国巨大的局限性、惊人的傲慢及对中国的无知，对于中国深入的、有洞见的、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讨论基本不可能出现。所以美国还将停留在20世纪中叶的冷战思维，把中国单纯理解为“共产主义”国家，始终无法理解中国社会与政治现实。其只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美国政客将通过自己的行为，持续不断地伤害和疏远中国人民，使更多的中国人坚定地站到本国政府背后以及美国的政治对立面。西方政治评论家总爱说，中国政府如何如何挖掘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去反对西方，又称权威主义政府会如何如何欢迎这种民族主义。 他们所看不到的是，唤醒和培育这种爱国/民族主义的其实不是中国政府，而是美国政客自身。他们之所以能够唤醒中国的爱国主义，在于他们对中国根本上的傲慢和无知。他们认为对中国提出自由和民主就是给予他们最大的价值启蒙和恩惠；他们不了解中国在过去上百年里经历的屈辱及对国民性和民族意识的重视程度（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教育所学习和接受的）；他们认为各种不尊重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观念代表的仅仅是更加“先进”的言论自由，而非不尊重、挑衅和冒犯。 骨子里他们还有不可言说的文化种族主义，认为西方代表更加优秀和先进的文明，而中国所代表和承载的是落后文明，具体无非两种文化，一种是落后的亚洲（Asiatic）文化，一种是被西方主流政治所排斥的落后的极端政治——共产主义。这就是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日本在过去二十年的相对衰落似乎印证了西方精英对西方文明根本优越的看法。日本及韩国归顺于西方政治文明体系的事实也使得西方不认为这两个东亚发达经济体可能对西方文明构成任何挑战。而中国是西方（主要指美国）所不能理解的。美国的傲娇与肤浅也使得他们无法沉下心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他们只是惯性地按照自己的成见去理解中国。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加剧两个文明体的大分野，让更多的中国人觉悟，看到美国体制的局限性以及西方庞大的理想化政治叙事的虚幻，而选择更加客观、有建设性地评价中国的政治体制及政治文明。
——微博用户@兔主席
32.2020年6月15日，欧空局“太阳轨道飞行器”（Solar Orbiter）第一次飞掠太阳，最近时距离太阳表面仅7700万公里，相当于日地距离的一半。此图是人类探测器拍摄的最近距离太阳照片，科学家发现日冕层充满“纳耀斑”（Nanoflares）小型能量爆炸现象，这种现象可能是日冕层维持100万摄氏度极端高温的主要原因。
31.历史唯物主义分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包括了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
——李弦、王让新《现代哲学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
30.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生产的目的不同。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交换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生活的直接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交换的目的已不再是满足生活的需要，而是最大程度地追逐利润，实现资本的积累、增值，对“物”尽可能多地占有就成为人们生活的追求，“交换价值”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这种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征，活动和这种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具体如下。第一，劳动者同他的产品之间的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商品社会中，工人的价值的实现与自我价值是悖反的，工人越是拼命地工作，创造的财富就越多，他所受到的压迫和奴役就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由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产品便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摆脱了工人的支配，并且反过来奴役工人，从而成为统治工人的工具。第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是由人类所创造的，是附属于人类的，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的商品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不再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客体奴役主体的活动。“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第三，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类“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类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人类所创造的对象世界就是人的类本质的证明，只有人类才可以创造出对象世界，并且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按照主体的尺度来生存，但是，“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第四，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在资本的逻辑所主导的商品社会下，社会关系全面异化了。“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在商品社会中，异化劳动理论一直贯穿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控制着社会中的一切，个人对商品的依恋已成为一种确证关系，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便是社会关系，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
——郭胜《商品社会、景观社会、符号社会：西方社会批判哲学基本范畴的演变》
29.民国初年的妓女在民族抗争史上有着积极的论述与地位，但是随后在同情怜悯的语境中，娼妓被描绘为是可能蔓延性病，败坏风气，搅乱社会秩序的无知基层女性，进而被建构为是关乎国家健康与民族进步的社会问题。
——贺萧《危险的愉悦》
28.《春秋繁露》中“春秋”二字大家都能明白；而“繁露”二字，历代以来有较多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繁露”是“缀绪”“引申”的意思。
第二种说法认为“繁露”是帝王的象征。
第三种说法认为“繁露”就是滋润繁多的意思。
详细可看这篇文章 👉《董子“繁露”探微》
27.神祇（shén qí）：天神与地神，现泛指神灵。
祗（zhī）：敬，恭敬。
26.政治信任是指公民对政治系统产生符合他们预期结果的信念或信心。
政治信任的变迁源于制度、文化和信息的不断互动和修正，早期的文化因素塑造了最初的信任，但接下来个体经历的制度绩效和媒介信息会适应性调节初始信任。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处于百废待兴时期，经济发展成为老百姓最现实和最迫切的物质需求，工具理性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逻辑起点。中国经济奇迹实实在在提高了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反过来造就西方学者感到惊讶的中国高政治信任现象。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国家依然可以“以点带面”，通过媒体宣传、资源选择性分配和典型示范方式塑造宏观经济绩效成就，进而形成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效应，最终获得绩效合法性。
公民让渡部分权力而服从政治权威，是希望政府运用被授予的权力承担起公共性赋予增进公共利益和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从社会层面讲，社会不公平问题拉大不同群体间的心理距离，加剧社会利益分化与矛盾，冲击现有制度。因此，公平正义是建立良善公共生活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属。从个体层面讲，社会公平是民心所向的理想状态。当公众受到政府公平对待时，他们就会产生受到重视的归属感和积极的自我卷入，进而促进公民与政府的合作互动，最终使公众对未来生活和政府治理持有乐观态度，而乐观正是引导个体形成信任倾向的重要观念。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培育下，嵌入熟人社会的中国公众常将身边人作为利益得失的参照对象，当他们将社会比较所形成的差异认知归咎于政府失责失信问题，这就容易催生“我们有权拥有但实际没有”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形成政府不公的刻板印象。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估主要受到他们根深蒂固、无意识的内隐态度影响，而良好的绩效信息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短暂且微弱的，这就造成政府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
英格尔哈特提出匮乏假设，认为社会经济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需求，人们倾向赋予最紧迫的需求以最高价值。在生活资料和物质财富匮乏阶段，人们倾向将强调经济和物质安全的物质主义目标放在首位。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念会发生变迁。他们更加注重诸如自我表现、社会公平和环境质量等后物质主义目标，致使忍受政府不公的心理阈值降低。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民众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其权力意识和尊严意识也得到增强。价值观的转型使得民众评价政府绩效的内化标准发生转变。近些年中国社会涌现出一大批“批判性公民”，他们将经济增长视为政治系统理所当然的职责，致使工具理性在个体价值优先排序中成为次要考虑。他们的价值理性被彻底激发，进而对政治系统赋予更多层次的价值偏好。过去主要依靠经济增长来提升合法性的策略无法适应如今民众需求结构的变动性和多样性。特别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不公平问题日益严峻，人们对政府的要求逐渐由改革开放初期仅仅关注经济绩效转向如今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如果国家治理能力不能有效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那么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民众就会产生“改革开放红利并不惠及于我”的旁观者心态，这种心理成本大幅度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增进，最终造成“成就缩小效应”。
诸多学者将政治信任解构为弥散性和特定性的政治信任。前者包括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共同体，处于信任结构的硬核部分，中国公众对弥散性政治信任拥有较高认同；后者指对政治机构和公职人员的态度，位于信任结构的保护带部分，公众的特定性政治信任容易受到个体认知、政府绩效、社会环境因素影响。
随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后物质主义色彩渐浓，中国场景下的治理体系应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走向多元协同的全景关照。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优化治理体系结构，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整合，最终让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赵海堂、雷叙川、蒲晓红《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来源：从经济绩效到社会公平》
25.我们相信，对于人类存在者来说，有多少思想表达技术，就有多少种记载了人类伦理生活知识和经验的文化载体形式。在这一点上，动漫与文字、静态图像、建筑、园林、物质遗迹等并无不同，而且它因其独特的技术能力，无疑也是人类沉思 “美好生活之道”的重要方式。
从人物和情节的刻画上看，宫崎骏的动漫作品，往往将社会—历史条件和既有生存处境当作一种给定条件，把个体视为被抛掷在由各种各样外在于自己控制的、或好或坏的偶然性因素所组成的世界之中，通过对故事线索的精巧刻画和周密推进，最终揭示出个体如何在偶然性因素的裹织下重建自我、获得成长。
“油屋”是一个供各路神灵享受的洗浴之所，神灵们在其中以消费的方式获得所需服务。在这个意义上， “油屋”是这个奇幻世界里的商业之都。正是作为商业之都，“油屋”同时也就成了一个 “和平之家”。它能克服由人类的自然激情而生发的各种冲突，驯化各路神灵的不同欲望，将一切人类欲望和态度都收敛到消费和财富积累活动上来。
我们发现，在宫崎骏的刻画下，汤婆婆屈从于逐利目标的裹挟，风里来雨里去，每天过着辛劳愁苦的生活，一点也不惬意。她虽然像哈林顿所说的那样，把理性灵魂简化到只剩下利益算计 (calculation)的程度，能够从各种人际关系中尽一切可能盘剥好处，从每一个交易契机中发现利润增殖的办法。但是，这也恰恰意味着资本属性作为一种人格进入她的灵魂深处。越是精于算计，汤婆婆就越是对他人乃至自己冷酷无情，因而越是屈从于 “物役”所带来的支配和束缚。越是精于算计，汤婆婆的激情系统就越是紊乱、越是非人化，以至于她对自己的孩子 “坊宝宝”的情感充满病态。可见，就算有幸 “成为汤婆婆”，一个人充其量也只能获得某种物质上的便利。但为这种物质便利所付出的代价，是失去属人幸福 (human happiness)的可能性。
“成为小玲”的实质，是 “主体性”被缩窄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处境中的生活，犹如一道微弱的闪电，未经注意就划过了夜空。“选择”成为一个 “别无选择”的人，这是 “成为小玲”之路的最大悖论。
当 “油屋”中以资本逻辑搭建起来的秩序结构对人性实施异化时，当积累欲和占有欲在人类激情系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时，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这种由资本逻辑所催生的新型人类激情系统，本身并不能回答 “何谓美好生活”“人为什么要生活”这样的问题。因此， “油屋”中的生活，一如韦伯所说的现代性 “铁笼”中的生活那样，的确是一种 “专家没了精神、纵欲者失去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的生活，是一种人不可避免地在其中丧失主观意义的生活。
“无脸人”像一位真正的哲人那样，通过观摩这场 “集体救援”，发现了现代世界中 “集体性”的本质:只有逐利动机和对钱的欲望，才能带来这种表面团结和浅层一致。于是，渴求被他人关注、与他人真正融合的 “无脸人”，开始利用魔法制造金钱，模仿起消费活动来。
如果 “成为钱婆婆”就是宫崎骏所希望的路，那么，与作品最后所表现出的那种莫名的乐观主义不同的是，在我们的见解中，这只是一条纸上的路，它缺乏现实性。我们的质疑是从宫崎骏自己对钱婆婆的乡村生活的刻画开始的。钱婆婆所生活的乡村，严格来讲其实是一个庄园。房子很大，设施简朴但不失整洁。考虑到钱婆婆是魔法世界的一员，因此，我们并不知道在庄园中生活的钱婆婆，是否还是人类这样的有朽存在者，要经受无处不在的自然必然性 (natural necessity)束缚。比如说，我们不知道钱婆婆究竟要不要吃东西，要不要清理庄园的卫生等。因此，我们需要对此具体加以分析。一方面，如果魔法能够足以使钱婆婆逃脱一切自然必然性的束缚，那么，钱婆婆的乡村生活就成了古典思想家所设想的真正 “自由人”的生活方式。如此一来，钱婆婆的魔法世界生活虽然美好，却因为无法成为一种人类经验 (human experience)，而在启发我们思考饱受现代性病症困扰的人类 “美好生活”之道方面毫无建设性可言。另一方面，如果钱婆婆像我们一样，仍然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束缚，魔法并不能免除克服自然必然性而不得不付出的辛劳愁苦，那么，在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形式的表象背后，我们要问，是什么支撑了这种生活?是什么将自然必然性注定带来的辛劳愁苦移出了生活的表象?在人类历史的古典世界中，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使用奴隶。我们不知道宫崎骏见解中的钱婆婆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但如果没有更好的回答，那么，对于大部分既没有机运成为 “汤婆婆”，也没有机运成为 “钱婆婆”的普通 “油屋”工人来说，相比较钱婆婆的温情脉脉的乡村，汤婆婆的 “油屋”起码实现了一种意义上的进步，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在成为商品的意义上，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平等对待。当千寻离开奇幻世界时，这个问题并不只是留在了 “油屋”。在千寻父母的奥迪车所驶向的地方，它一样存在。
现代世界只能实现一种 “凑在一起过 (gathering together)”的共同生活形式，因而只能追求浅层一致性(union)，而无法再像古代社会那样实现 “生活在一起 (living together)”的共同生活形式，无法达成真正一致性(concord)，这个问题深深困扰着早期现代以来的思想家。比如，霍布斯认为，现代世界如同雨后泥沼，现代人如同从泥沼中钻出来的蘑菇，过着彼此间不亏欠任何义务、但又不得不凑在一起的生活。再比如，卢梭特别强调了浅层一致性和真正一致性之间的区别，试图通过某种社会改造方案，重建具有真正一致性的社会生活。而舍勒在痛斥怨恨和不信任造成现代人彼此之间的陌生和隔阂后，不切实际地试图诉诸基督教 “团契”的模式来重建 “生活在一起”的形态。
——张曦《做伦理学:〈千与千寻〉与伦理学》
24.哲学是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作为一门讲道理的学问，关于它的教学不是简单地宣布理论主张，而应引领思考品质锻炼的途径，唤醒学生对自己生活和人生的自觉反思，最大限度地发掘和提升生命的意义。国内哲学教育普遍注重对观点或结论的解读和阐释，而较少推理论证训练，尤其缺少对已有论证的考查、补充和修正。
出色的大学人文教育，必须同时注重智力训练、思想磨炼和人格锤炼，这样，培养学生缜密推理和论证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仅仅掌握了知识，却没有学会如何辨析和获得知识，必将使教育的精神和知识本身变得形式化和僵化。知识是人们思考的基本要素，知识的可靠性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思考质量。
——费多益《基于推理论证训练的哲学教学模式探索》
23.如果说我这些年来有什么让自己获益匪浅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会说：“在进入某个领域后，当你第一次自我感觉良好时，这种感觉几乎一定是错觉。”
这条经验在我学习、生活、锻炼中被反复验证。你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踏上新手之路，然后觉得自己糟透了，因为你毫无基础，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基本功要慢慢积累，入门常识要一一记牢，随着时间推移，你渐渐入门了，上道了，已经能做出一些像模像样的成绩了，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领域已经比周围人强一大截子了。
于是，你就觉得自己怪不错的了。这种“对自己感到满意”的情绪在之后出现时，有可能是契合事实的，但第一次出现时，一定是幻觉。
因为一个人很难在技能和眼界上保持同速增长，就技能层面来说，一个领域里往往只有那么一小部分技巧是最常用的最核心的（比如吉他的常用和弦和PS的主要工具），只要这一小部分掌握了，人在施展技能时就已经能像模像样了，这也使得技能的成长不是线性的。但眼界不是，眼界这东西需要人一点一点去观察，一丝一丝去感受，你说你同时看八个，没用，审美和阅历只能像打点滴那样逐步进入你的身体，是一件想快也快不起来的事，因为眼界的增长是线性的，在学习的早期阶段，眼界水平很可能被技能水平甩在身后，更何况，有些信息，你自己的水平没到那份上，就算看见了也理解不了。这就会让人意识不到自己的蠢，是膨胀的主因。
好在随着练习的继续，技能进步的速率一定会下降，成长曲线会趋于平缓，而稳定增长的眼界会在新的高位与技能曲线重新汇合，人在这时才能客观地认识自己。
所以现在我从头开始练习什么技能时，一有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我就会默默地对自己说：“河森堡，你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蠢而不自知的状态了，要继续努力。”
——微博用户@河森堡
22.NASA的阿尔忒弥斯计划任务徽章。这个徽章从Apollo计划徽章中汲取灵感，使用字母“A”和从地球到月球的轨迹为主视图。使用地球蓝、火箭红和月亮银作为主颜色，新徽章的每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含义：
A：代表阿尔忒弥斯箭袋的箭头，代表火箭发射。A的尖端指向月球之外，表明月球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为下一阶段而做的准备。
地球：代表我们所有能量和努力的来源。
轨迹：轨迹从左到右穿过与阿波罗相对的“A”的横梁。因此突出了我们回归月球的明显差异。轨迹是红色的，象征着我们的火星之路。
月球：月球是下一个目的地，也是前往火星的垫脚石，这是Artemis计划努力的焦点。
21.印第安纳圆周率法案（Indiana Pi Bill）是1897年当时的印第安纳州议会第246号法案的一个常用名称，这一法案因试图以法律命令强制规定数学真理而臭名昭著。尽管名为圆周率法案，但实际上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化圆为方的一种解法，而非确定数学常数圆周率（π）的值。但是该法案的确间接提到了圆周率的错误值，例如3.2。在该法案在立法机构投票表决当天，恰逢普渡大学教授C·A·沃尔多在场，由于他的干预，该法案并未成为正式法律。在1882年，费迪南德·冯·林德曼已证明化圆为方问题仅以尺规作图不能完成。而对于圆周率，在古时即有比该法案更为精确的估计值。
20.事实上，当一个系统需要你用大量补丁弥补时，意味着这个系统本身可能已经不太适合当前情况了。
——卢诗翰
19.窗间梅熟落蒂，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范成大《喜晴》
18.God is as the wind, which touches everything.（上帝如风，触之可及。）
——电影《驭风男孩》
17.我有特殊的减肥技巧：每当我觉得自己有点长胖了，我就自己作饭。
——知乎用户@三十六陂
16.有朋友问：今天的哲学（世界范围）影响力远不如以前，哲学是不是存在着危机呢？我先援引自己一篇文章里的话权作回答：
“自近代发端于欧洲的世俗化运动成了世界性的人文主义运动以来，人自身的经济生活与公共生活越来越成了人们生活的全部，人们甚至一刻也不愿退出公共现场，公共活动几乎填满了每个人的想象与筹划，使退修灵性的需求无立锥之地，以致灵性生活完全退场。在这过程中，哲学的抵抗（比如克尔凯廓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努力）不仅无济于事，自身反而也成了这一运动的一部分：哲学越来越关注在场性事物，公共领域的问题成了哲学的热门问题，交往理性甚至成为最重要的理性。于是，哲学愈益专业化、实证化、工具化，它总想为眼下的世界做点什么，以证明自己有用或亲近众人，而哲学家们也开始繁忙于满天飞越，急切于交流和追赶前沿，他们以飞行器上的思考代替大地上的沉思。所以，孤独、死亡、深渊、开端、绝对、整体、秘密连同理念和乌托邦一起，都成了哲学的病毒或思想的累赘物而被排除掉。
但是，当哲学排除了这些病毒也就意味着哲学在走向死亡，当思想排除了这些累赘物则意味着思想不再思想。因为当哲学家不承担孤独或承担不起孤独的时候，他也就只能在公共世界里充当某种可有可无的尴尬角色。而如果哲学不能朝向整体与深渊，那么哲学将自我放逐于一个封闭的有限世界，而任何封闭都是哲学的坟场。同样，如果没有了绝对与秘密，没有了理念与乌托邦，思想就只剩下赤裸而封闭的概念体系，没有了可延异的空地，没有了可期待的未来，也没有了可皈依的隐蔽。因此，思想不需要跳动——不再需要穿越过去与未来，也不再需要在有限与无限、部分与整体、显与隐之间进行跳跃。这种不再跳动的思想全然不再可能是真正的思想。因此，与其说孤独、死亡、深渊、整体、绝对这些东西是哲学的病毒、思想的累赘，不如更确切说，它们是人之为人多出来的标识物，是哲学之为哲学、思想之为思想的剩余物：哲学思想可以排除掉其他东西，唯独无法再排除这些东西。”
——黄裕生
15.每个独来独往的人，都锁着一座偌大的花园，那里春鸟早鸣，鹿藏鹤饮。
——来源丢失
14.夏之海浪荡，大岛小岛，碎成千万状。
——松尾芭蕉
13.负暄。出自《列子·杨朱》:“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缊黂，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后遂以“负暄”为向君王敬献忠心的典实。
12.人生乐事至少有四十项：高卧（悠闲地躺着）、静坐、尝酒、试茶、阅书、临帖、对画（没搞懂啥意思）、诵经、咏歌、鼓琴、焚香、莳花（又称为时花，泛指花期不久、花朵繁盛的鲜花，多用于城市绿化及节庆日装扮，严重怀疑只是为了工整且装逼才这么说）、候月、听雨、望云、瞻星、负暄（冬天受日光曝晒取暖，有特定含义，用此不妥）、赏雪、看鸟、观鱼、漱泉、濯足、倚竹、抚松、远眺、俯瞰、散步、荡舟、游山、玩水、访古、寻幽、消寒、避暑、随缘、忘愁、慰亲、习业、为善、布施。
——微博用户@白茶
11.「向死而生」是我认同的看待世界和人生的方式。
企业会死，王朝会覆灭，人会死，人类也会消亡——这都是必然的，问题只是那个时刻什么时候到来。
对于我这种普通人来说，更值得思考的，是人的死亡。死亡不是转世，不是享乐，而是在浩瀚的宇宙时空中彻底消失，不复存在。无论我是痛苦还是快乐，无论我曾经得到或者失去了什么，无论有多少遗憾和不甘，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一切都彻底结束，消散如烟。
这世界上我唯一真正拥有的，就是这不可逆转的这几十年。在生命这场游戏中，时间是除身体外唯一的资源——而包括此时此刻在内，时间每分每秒都在流逝。
这不是负能量，相反，我想说的是一个积极的思维方式。
向死而生，是人想清楚死亡这件事情之后，再决定怎么活。
人究竟要如何利用好这短暂的几十年，如何看待每天发生的事情？如何对待身边的人？哪些东西是要珍惜的？哪些原则是要坚持的？哪些东西是要舍弃的？哪些东西要计较，哪些不要计较……
当人沉浸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时，很容易被眼前的鸡毛蒜皮、蝇营狗苟、患得患失占领心智——但是其实很多东西，并没有那么重要，它并没有重要到，要把人最宝贵的时间投进去。
面对复杂的世界和接踵而来的问题，我认为我更应该学会跳出来思考，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语境中抽离出来。去俯视自己的死亡，俯视自己的生命，重新整理自己的价值观，再重新看待每一个选择。
亚马逊的贝佐斯说，他在做选择的时候，遵循的是“人生遗憾最小化原则”。就是他会去想，当自己老去的时候，再回想起此时此刻，会希望自己怎么选，以至于不那么后悔。
这就是「向死而生」的精神。这才是真正地为自己负责，不枉来这一趟。
——微博用户@波咕鸡
10.英文有何重要性？
我的答案是，没学会英文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举例如下：
年轻时看到《在路上》等一系列翻译书，于是被New Age运动给影响了，我写作，听摇滚，搞自我发现，还学了佛、道，练了打坐和站桩，自驾汽车在国内四处游荡，但我内心深处知道那些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我，但国内介绍美国文化的翻译书就那么几千本，差不多是出一批，我就翻一批，翻完了也没啥新发现。
我知美国是个文化多元的国家，从直觉上我认为一定有什么别的东西没有被翻译过来，我本人并不喜欢New Age运动那帮人，基本上除了写诗写故事书以外，啥都不会，出门旅行到处蹭吃蹭喝，骗钱吸毒，群交乱搞，他们干的事儿我基本上都不同意，但为何他们成为美国文化的象佂呢？这些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如此之差，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不如我——至于他们的才华，老实说我以为把能说会道说成是才华非常勉强。
某日我无意间花了3美元买了一本二手书，书名是Sell Up and Sail，我以每页3-10个生词的蜗牛速度读完它，这才为我的疑问找到答案。从这本书开始看下去，我才发现美国人搞New Age的同时，还有几十种其它运动也在不同的人群中进行着，比如创业啊探险啊之类，这些运动都是从小圈子里的兴趣爱好开始，逐渐被推向更广大的地区及人群，比如书中所提到的Escapism。
在1980年的地中海地区，有4000条在海关登记过的帆船在搞自由行，它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有10%是从太平洋及大西洋穿越过去的美国帆船，也就是有说，仅是地中海地区，就有近800名以上的美国人在搞Escapism, 实际上，他们那时已经搞到全世界都是，地中海地区只是其中之一。统计数据表明，从那时起，地中海的地区的自由行帆船数量稳定地逐年增长（很快他们就把地中海弄成了世界上最贵的帆船旅行地），这代表这项运动从未衰减。事实上，很多现代生活方式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如极简主义，更不用提现代主流旅行方式。
除了城市乡村外，他们还遍布于地球上人迹稀少的地方，他们的能力包括：多语言，医疗知识，管理自我，管理RV及帆船，户外生存，在世界各地做各种临时工作积蓄旅行资金的技能。
有巨量的英文书讲叙他们的生活，我随便一买就是一百多本，这些书的质量与数量均属上乘，因为作者普遍受教育程度更高一点，因此写作能力更强，他们写的书条理更分明，想法更加合乎实现情形，如果书中有什么东西在嚎叫的话，那么一定指的是风而不是作者，有的整本书就是像一本说明书，事无巨细地告诉你如何去过那一种生活方式、难点在那里、如何跨过，他们搞的网站差不多就是细分百科全书，而至今国内也没有翻译书，因为即使是一名在中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也没办法做到书中所说，不是因为体力与脑力不够，那些都可以通过学习与练习达成，而是——没有信息！
发现或发明一种生活方式，其难度不亚于发明那些重要的人类工具，比如汽车。事实上，生活方式本身便是一种用于生活的工具，你若能找到适合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便会更有意义。
我对比了一下，Escapism与New Age那帮人不同的是，除了New Age那帮人会的他们都会以外，他们会的东西更多，他们会为自己制造出适合自己的RV和越洋帆船，于是他们可以离开人群，去想去的地方追求自己的理想，这运动的核心就是令人拥有更多的移动能力，几乎所有加入这运动的人都有一句自我介绍的话，叫“我能修任何东西”，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于是在New age止步的地方，他们继续前进，在new age那帮人认为是“别处”的地方，他们安顿下来，过着普通琐碎的生活。
如果我年轻时得到这个信息，那么我三十岁之前就会学会修理任何东西，然后加入Escapism，而不是对着New Age盲学瞎练。事实上我是在三年前，在可以用我像狗屎一样的英文磕磕绊绊地阅读这帮人写的书时，我才开始学习他们创造的知识，尝试着加入他们创造的生活方式，因为我只是用英文结结巴巴地看了几本书后，便认为Escapism更适合我。
之前，没有任何中国人、也没有任何中文书告诉我这些信息，也没听说哪一个中国人对这种生活有兴趣，但那恰恰就是我想过的生活，我只是一直不得其门而入，所以那信息对我极重要——它们只存在于英文书里。
不幸的是，我没有学会英文，我认为我需要的就是一个信息，我就是需要有人在我年轻时告诉我：我想要的东西写在一些英文书里，这些书没有机会被翻译成中文。
我的悲剧在于，没有人告诉这件事。
2018年，我终于成为那种“我能修任何东西”的人了，但那么多年已经过去，那么多的时间被浪费掉了，我为此而伤感，甚至，某一个黄昏 ，我坐在我的帆船上，看到夕阳落入海中，竟感到一种深刻的痛楚，我知眼前的一切就是我的人生所求，而我本可以在二十年前就得到它们，但我根本就不知世界上存在这种生活方式——你可以和你的帆船在一起，去世界上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我现在只能苦涩而勉强地说：晚到比没去强。
我认为我损失了很多很好很好的时光。
好了，如果你认为你的情况与我的情况有些相像，我是说，经过很多尝试后，断定你所知的所有现存的生活方式都不适合你，但你又不知该为自己做些什么，那么，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未来，请拾起你的英文书来！
——微博用户@石康
9.“如果有一天你死了，你会希望人们怎么纪念你呢？”
“我希望他们都忘记我。不要纪念我。”
“为什么呢？”
“我在活着的时候做的事情、说的话，是在那一时那一刻作出的选择。我过完了我的一生、做完了我的事情，剩下的事情就应该让别人去做了。而别人怎么做是别人的事，我不希望别人借着我的名义去做任何事，包括纪念我。因为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个不能为自己说话的死人了，我可不知道他们打算拿我来干什么。”
“你觉得一些伟大的人物会和你一样的想法吗？”
“我只能说人各有志，人的水平也有不同。因为有些人说的话是真理，你要运用真理，你就得带出他的名字，他是因为真理而被人所记住，不是因为他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微博用户@维稳先锋卡菊轮
8.中国的发展没给世界贡献什么可供借鉴的理论模型，没有明确的中国道路给世界指引，这是一大遗憾。
咦，好像哪里不对。其实中国经验都写到农村的墙上了。
要想富，多修路；少生孩子多养猪——理论上的确拿不上台面，惭愧。但做到真的很难，比如某大国英国人给他们留了6万公里铁路，到现在也只有6万公里，连铁轨都没统一。修路搞基建，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少生孩子，打破马尔萨斯低水平均衡，提升社会剩余与投资率，提高人口素质。多养猪，提供原材料。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发展各种企业，各种商品经济。
稳定压倒一切——没基本秩序一切都是扯淡。
不争论——不要陷入危险而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对一切极端的言论与势力保持警惕。
不一而足，还有很多金句。这一点TG从来都是搞阳谋，但低维对手总是不信，他们总觉得有什么秘密与阴谋。要想详细了解TG的屠龙术，可以翻翻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把拉队伍、建国、搞建设这一套毫无保留写到书上了，没有比这更耿直的啦。
——微博用户@别梦依稀笑逝川
7.算命的:你算什么东西?
配钥匙师傅:你配吗?
影院散场保洁:来，垃圾!
食堂阿姨:你要饭吗?
垃圾分拣阿姨:你是什么垃圾?
托尼老师:你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觉得行吗?
医院医生:你哪里有问题?
网约车司机:你搞清楚自己的定位了没有?
快递站人员:你是什么东西?
小区保安: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知乎用户@张小北
6.守护重要情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严防死守，不让任何一点有关信息流出（×）
把真实情报淹没在海量的垃圾信息里（√）
——来源丢失
5.听歌是一种精神考古活动。我一直相信人对音乐的每一个微妙的感受里都隐藏着一个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只是这个精神世界要靠自己不断地内省和分析，还需要学习一些理论（哲学和美学）。因此，一个人的音乐史（对音乐的感受史）也是一个人的精神史，而且这个“史”比文字的那种历史更能保存某些隐秘的心理信息。
——知乎用户@千叶
4.当东方的太阳升起后，根本不需要什么灯塔！
——Twitter用户@jiajunzh
3.明星啊，上娱乐新闻再大也是小事，要上了社会新闻再小也是大事......
——知乎用户@王豖
2.想起Louis C.K.讲的（未查证）：被砍头前记得剃个光头，这样他们就没法这么酷炫地提溜这你的脑袋了，只能捧着。
——微博用户@艾黛尔贾特一直爱着老师
（微博用户@青肉椒丝盖饭在下面回复：可以拎耳朵。）
1.打翻了牛奶，哭也没用，因为宇宙间的一切力量都在处心积虑要把牛奶打翻。
——毛姆《人性的枷锁》